古海州地四五萬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七千年前稱“夷方”、“人方”。《尚書·禹貢》說全國有九州，古海州屬九州之徐州。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設為朐縣，南朝宋泰始六年（470年）僑置青、冀州，北朝東魏武定七年（549年）始稱“海州”，轄6郡19縣，地域廣大，今之江蘇省東海、灌云、灌南、干于、漣水、響水、沐陽等縣都曾是古海州的屬地。古海州歷史可謂大久矣！
在古海州大地上的淮北鹽，也有很古老的歷史。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淮北鹽業已開拓，并設有鹽官。漢宣帝時（公元前74——49年），散文家恒寬所輯《鹽鐵論》中，“朐鬯有鹽”，指古海州一帶用鹽祭祀。南朝明帝泰始元年（465年），“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郁州（今之云臺山地區），------土有田疇，漁鹽之利。”
古老的淮北鹽在古老的海州地域產生和發展，古老的淮北鹽繁榮了古海州的經濟，豐富了古海州的文化，傳揚了古海州的美名，進而提升了古海州的地位。正是因為有了淮北鹽，我們今天讀起古海州史，才更覺得有滋有味。
淮北鹽自始即成古海州經濟一大支柱
西漢初期，海岸變遷，古海州地域自然擴充，其時農業相對落后，而淮北鹽漸有規模。《史記·貨殖列傳》載：“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有海鹽之饒。”東海即古海州地區。一個“饒”字，點畫了古海州淮北鹽量之豐利之厚。唐時，農鹽狀況亦如漢時。唐代宗寶應年間劉晏任鹽鐵史時，在全國設立的鹽政機構中，就有主管淮北鹽的專設機構。而其時，淮北淮南之兩淮鹽得到迅猛發展，亦為朝廷創造了巨量的財政收入。宋代在古海州就設有鹽務機構兩個場，《宋史·食貨志》載：淮北鹽區年產海鹽47、7萬擔，每擔50公斤。元代古海州濱海之壤向稱“斥鹵之地”，其時及其后，煮海煎鹽成為了古海州人民的一個重要生計之業，大量游民因此遷徙而來，也有傳說明洪武年間朝廷強遷蘇、常、嘉民眾來此地業鹽。此間，淮北鹽區擴建了板浦場，興建了臨洪場，形成了莞瀆、板浦、臨洪、徐瀆四個鹽場，設置了四場鹽課司。明代，農民外逃，田地荒蕪，市井蕭條，鄉村寥落。直至清末民初，古海州農業仍處衰落，未見顯著起色。而淮北鹽業，則大為興盛，給古海州經濟注入了活力。兩淮鹽區在全國仍很著名，而淮北鹽區發展遠超于淮南鹽區，年產達900萬擔。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兩淮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遷海州板浦鎮，稱海州分司。清末民初，淮南鹽區因海勢東遷，鹵氣日淡，鹽產銳減。原其運銷于鄂、湘、贛、皖四省即揚子四岸的食鹽，均由淮北鹽區供給。為此情形需要，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到民國十三年（1924年），經兩江總督兼鹽政大臣端方，集合幾家大鹽商在海州豐樂鎮（今灌云縣洋橋鎮）以東至灌河東鋪設新池灘計1160份，成立了濟南鹽場。此時淮北鹽區有四個鹽場，即濟南、板浦、中正、臨興四場。截止1922年，淮北鹽區共有池灘3122份，垣商854家，兩淮鹽業重心由淮南移到了淮北。據汪偽時期政府檔案資料載，1924——1947年淮北鹽區產鹽總量達6602557噸，年均287067噸多。其中民國23年（1934年）產鹽324950噸。而淮北鹽區在日寇占領期間的1939——1945年這七年間，累產僅26362千擔計1318100噸，年均僅產188300噸。如以后述的曾仰豐先生統計數字424750噸計算，日寇占領淮北鹽區期間，淮北鹽區每年少產鹽236450噸，七年少產鹽量達1655150噸。可見日寇占領古海州地，給古海州帶來多么巨大的經濟損失啊！給淮北鹽區人民乃至整個古海州人民帶來了驚天的災難！
歷朝歷代，鹽稅是財政收入中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稅。除隋開皇三年（583年）至唐開元九年（721年）139年不征鹽稅外，鹽稅一直是國家政府必征之稅賦。僅在道光至宣統年間，海州鹽分司就施行鹽的正課、經費、雜費、河費、鹽營、倉谷、禮宗、河壩工等多種稅課。另外從唐代開元初年始，還向鹽戶直接征收灶課。有資料顯示，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海州鹽分司所屬的板浦場、中正場、臨興場灶課銀達11918。83兩。民國三年（1913年），北洋政府榷定淮北鹽區每百斤鹽征稅2。5元。從民國十年（1920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4年），淮北鹽稅總額達銀元16110。3萬兩。民國十八年（1928年），南京政府為解決軍費及償還外債之急需，對淮鹽引票進行查驗，每擔鹽收取驗票費1元，在一個月內就收取淮北鹽驗票費銀元518。2萬元。據民國十一年（1921年）任淮北稽核分所（駐板浦）中方經理曾仰豐統計在《中國鹽政史》著作中的數據，民國二十年（1931年）至二十四年（1935年）五年中，淮北鹽區平均每年產鹽424750噸，占全國鹽產量18。35%；鹽稅17501000元，占全國鹽稅總收入10。91%。古海州地乃農、鹽為大宗。農業純粹地主莊園式和農民個人種植經營，只是對政府上交田賦。自從受到黃河南下泛濫影響，古海州農業更加受挫。而鹽業則向來由政府通過下達額定產量以控制生產，且由國家專營，以獲取鹽之各種稅賦。1949年12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轉發《第一屆全國鹽務會議決定》：1950年1月1日起，提高鹽稅稅額，淮北鹽由每擔折合15公斤大米稅額提高為50斤大米。
古海州地區的商賈活動大多是業鹽為宗的，古海州的經濟繁榮當就是淮北鹽業作用使然。淮北鹽業的開拓和發展，在古海州地面上形成了一定的商機，商販、舟車運輸、餐飲、娛樂等行業漸次涌生而壯大，官宦、騷客、商旅接踵而至，古海州因此而繁榮起來。今之海州及板浦鎮是為這種繁榮集中之地。就是今之市府所在地新浦，其繁華也是以淮北鹽為其基礎的。
建國后，淮北鹽業對古海州地域的連云港市的經濟支持更是很大。盡管隨著地方上許多新產業新行業的開拓和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加大，而作為老牌國字號企業的淮北鹽區，歷史包袱太重，新的起步實為不易，但她仍然不失為是地方經濟的一個有力支撐，為國家和地方財政收入提供了無所替代的支持，可以說仍然是地方經濟的一支重要方面軍。在古海州經濟大有發展、古海州煥發新面貌的同時，古老的淮北鹽業也在負重奮進。不完全統計，僅1949——1987年，全省鹽業利潤21555。83萬元，鹽稅收入472135萬元。其中當以淮北鹽為多。1980年以后，古老的淮北鹽區的產業門類也在增多，實現了鹽業化工和水產養殖的多品化、效益化。鹽業自身的發展，對地方的支持和對社會的貢獻也在不斷上升。1958年10月，淮北鹽務管理局出資50萬元，參加興建大村水庫，來解決附近城鎮人民飲用水源問題。多年來，淮北鹽場所臨的海岸，一直由鹽場自籌資金來維護，1970年就出資140萬元用于青口、臺北、臺南、徐圩、灌西五場所臨海堤的復修。海岸堤防維護和復修，既保護了淮北鹽的生產，也成為了附近鄉鎮村莊的第一道海潮安全防線，保護了城鄉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淮北鹽的出口，以及其后鹽場灘池養殖對蝦出口，都為地方財政創造了一定的外匯收入。1981年3月，連云港市還專門成立由市委副書記耿志英為組長的淮鹽出口領導小組。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淮北鹽區擁護國家東部沿海開發戰略，響應連云港市政府號召，以積極的姿態，鹽田服從港用、工用、市用，從青口到灌西五個鹽場的鹽池面積共有52萬畝，截止2012年已退讓27萬畝，交給地方政府開發利用。而其自身則跳出祖產謀新業，順應大勢做大事；善用礦鹵高單產，鹽化農養成板塊；適應園區快步走，房產綠化路保潔；建材家具運輸業，留有余地廣招租。
淮北鹽是古海州文化的核心基礎
一定的文化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又能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淮北鹽自古就在古海州的經濟社會中處于非常特殊且無可替代的地位，她對古海州文化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是古海州文化的核心基礎。
古海州的交通運輸文化是以淮北鹽為基點的。鹽向來是大宗產品，而其作為商品必須要通過水運、陸運予以外銷。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為解決淮北鹽運銷之困，開鑿了一條由漣水通往海州的漕河（即“官河”）。《續水金鑒》寫道：“官河長130里，闊8丈，鹽課所經，官舫估舶，帆檣相望，故曰官河。”《海州區志》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疏浚海州官河，通鹽運。”可見“官河”如何的系之于淮北鹽外運外銷。明嘉靖二十四年（1543年），經兩淮巡鹽御史同意，采用“以工代賑”之策，征用2440名民工，疏浚海州薔薇河，鹽船暢通。十九年后，兩淮巡鹽御史朱炳如令海州知州高瑤疏浚景濟河以運鹽。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開挖了由淮陰楊莊經板浦直通淮北各鹽場的運鹽河。淮北鹽從各鹽場裝船經板浦、大伊山、新安鎮（今灌南縣）運至西壩（今淮安市境內）入棧外銷。民國時，淮北鹽輪船海運線有：板浦場為高公口、西墅口，中正場為埒子口，臨興場為臨興口，濟南場為燕尾港、堆溝港、陳家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板浦、中正場鹽始由連云港港口裝輪船外運。其間，鐵路運輸也進入了淮北鹽的史冊。民國十六年（1926年），隴海鐵路東段鋪到大浦港。十一年后，又通到了猴嘴。為此，原國民黨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還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乘專機來視察，并由財政部撥款140萬元用于運鹽之需。這筆款后來在板浦、中正、濟南、臨興四個鹽場的鹽價中征收回頭。大浦、猴嘴兩個鹽坨均鋪有鹽業鐵路專用線，大大提高了淮北鹽陸運外銷能力。淮北鹽外運外銷的這些河道、鐵路，有的已被歷史湮滅，有的經過改造提升了綜合功能，有的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品質和本色。如猴嘴鹽坨鐵路專用線，時至今日仍在為淮北鹽業服務，它是目前本市范圍內最長的雙線企業專用線。
古海州的餐飲服飾文化體現了淮北鹽引進的古樸而時尚的風氣。古海州地與淮北鹽聯系緊密的有多處，但名氣大者乃板浦、海州、新浦三處。板浦坐落在淮北鹽區，古有“淮北鹽都”之稱。元、明、清諸朝，都設有鹽務管理機構。直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兩淮鹽運司之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稱海州分司，分司署就設在板浦，故爾成為業鹽為主的商賈輻輳之地，豪商大賈不下3萬人。這么多的商人中外地人定然很多，他們帶來了各地的餐飲偏好和習慣，因為有錢，吃食標準不下于王公士大夫，有的超過了皇宮帝宴，所以自古就有“吃板浦”的民謠。餐飲文化中不光“吃板浦”緣自業鹽商賈匯聚而成，古海州的茶文化也與淮北鹽分割不斷，鹽商都是腰纏萬貫者，成天雞魚肉蛋奶，必以清茶來解膩。外地鹽商除自飲，還要帶到他們的商旅各地，還要帶回家鄉以孝敬老人以饋贈親友，為古海州的茶提供了、擴大了市場，使得古海州的茶走向了全國各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陶澎第二次兼理鹽政后，來淮北施行“改引為票”鹽法改革，閑暇之日登花果山，在九龍橋上方的茶庵小憩飲茶，留下了一副對聯：“云水漫匆匆，半日閑談僧院竹；海水還歷歷，一庵同吃趙州茶。”直到今天，連云港市種茶、愛茶、品茶、究茶、以茶會友的人們，還可依稀記得陶大人的這副對聯。
如果說“吃板浦”、云臺山的茶都是淮北鹽或顯性或隱性作用于古海州餐飲習慣形成有獨特個性的餐飲文化，那么“穿海州”則也同理不悖。海州素有“淮海東來第一城”稱號，為古海州地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然是業鹽巨商富賈集中地。這里的鹽商與兩淮鹽業中心城市揚州的鹽商互有聯系，有的就是揚州鹽商中人。這些來自安徽、江西、陜西等地的富人族，服飾個性千差萬別，但都離不了艷麗、華貴、新奇、精細。就如鹽商的餐飲標準和習慣影響了古海州人一樣，鹽商的服飾習慣也同樣影響了古海州人。其實，經營淮北鹽的富商巨賈，并不是只在吃上影響了板浦人，也不是只在穿上影響了海州人，是他們的餐飲服飾表現在古海州地域落了根，被融入了古海州人的生活。
淮北鹽作用于新浦的，是一個城市的誕生與發展。而新浦逐漸成長為古海州的核心，則體現了淮北鹽的頑強生命力及其無比的奉獻精神。與淮北鹽相比，新浦城區歷史不可謂不短。清嘉靖三年（1798年），在河與海的交匯處，稱新浦口。嘉慶五年前后，建新浦鹽坨，慢慢才形成小市鎮。嘉慶十一年（1806年），才正式有“新浦”之名。新浦因鹽而生，因鹽而名。至清宣統二年（1910年），新浦還屬海州的臨洪市，而此時也是淮北鹽區的池灘所在。由于產鹽池灘的拓展，灶民漸多，新浦漸成準北鹽集散地，也即成鎮，在此也設立了淮北鹽務稽核所。直至建國后，長期為淮北鹽務管理局駐所。新浦由河汊地帶變化為一個城市，不夸張地說，是因淮北鹽、賴淮北鹽。所以，她的生長史，全部都帶有淮北鹽的元素。淮北鹽的文化底蘊，是新浦誕生、成長的命脈。
古海州的文學藝術被浸潤了淮北鹽的咸味而猶為文氣濃郁。淮北鹽歷史最早被推測與傳說時代的炎帝、黃帝有關聯，也被寫進了成書于三千年前戰國時代的《尚書》。這是一部中國古代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被寫進了《史記》，這是一部司馬遷寫于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在傳世不衰的唐詩中，淮北淮南兩淮鹽被描述多多，其中有劉長卿《宿懷仁縣南湖寄東海荀處士》詩，直接寫古海州淮北鹽產地新月夜的海陸空三景。詩中句“寒塘起孤雁，夜色分鹽田”意境深遠，遂成絕唱。北宋著名文學家、詩人蘇軾，清雍正朝吏部尚書、漕運總督晉加太子太保楊錫鈸，有多首詩作以“淮北鹽都”板浦為題，瀟灑自如地盡寫淮北鹽。描寫淮北鹽的詩詞歌賦文字累累，實不能一一枚舉。這些文人雅士的功勞在于，用他們的吟唱和筆墨，把淮北鹽帶進了中國文學史，也把古海州歷史予以文化定格。
因為淮北鹽繁榮了板浦、海州、新浦等古海州屬地，這些地方自然成為文人薈萃之場所，文學藝術自然繁花似錦、五彩繽紛。因淮北鹽的鏈接，生成在古海州的文學創作、詩詞唱和、民間文學藝術等，著著實實地增添了古海州的歷史文化厚重感。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的陶澍，在他第一次來古海州試行“引改票”鹽法改革時，留下了《登東海云臺山作》一詩，接任的林則徐、江蘇等三省觀察史兼江蘇等三省布政使梁章鉅、淮揚道尹鄒公眉等許多陶的追隨者，都先后作詩《次韻》以唱和，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詩詞唱和中，都歌詠了古海州，歌詠了淮北鹽。這些詩詞唱和，在兩淮都轉運使司淮北海州分司運判謝元淮總修的《云臺新志》中，多有收集，載入了史冊。特別不能棄書的，是李汝珍及其鴻篇巨著《鏡花緣》，也是淮北鹽的浸潤，才得以成篇問世，流傳后世。李汝珍哥哥李汝璜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任古海州淮北鹽區板浦場鹽課司大使，李汝珍同來“寓居”，一住三十幾年。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成就古典名著《鏡花緣》。當時極盡繁華奢侈的鹽商生活和“小上海”般的“淮北鹽都”市井風貌，都被他“借”進了《鏡花緣》。《鏡花緣》創作于古海州，也是古海州的幸事。古海州的民間文化生活，如現今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五大宮調，群眾喜聞樂見的吹打樂、抬四老爺舞、獅子舞和僮子戲等，都是在淮北鹽興盛的明清時期，由鹽商直接帶入或由鹽商活動間接引入的。
淮北鹽成為了古海州傳揚美名的最大動力和最佳媒介
名山名水邀名人，名人遠揚山水名。古海州歷史悠久且山美水美，古海州濱海依山懷抱平原，古海州鹽漁業旺文化奪冠。這樣的一個美妙萬千之處，鮮有名人不往之理。在歷史的長河中輕輕回首，發現有好多名人或來過或關注過古海州；對這些歷史片斷再細細品味，才知道都與淮北鹽相關。
孔子與孔望山。孔子（公元前551——479年）三十歲后始收學生為弟子，51歲相魯，55歲周游列國前后達九年。孔子為相時的魯國，即今之山東東南部，恰與淮北鹽區所在地古海州近。傳說孔子曾在周游列國時來到古海州的朐陽山（時為魯之東境郯子國）登山望海。孔子看到海灘上無數招潮蟹舞動紅紅的大螯曬太陽，似在向他老人家施禮。孔子認為蟹皆如此，可見此地民風已純，不必再行禮教了。《論語》中有兩段話反映孔子此行的感受。一是“學而篇第一”中，“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使民以時”是說在農閑時才役使百姓。當時的淮北鹽乃至全國的海鹽生產，大體上是鹽農間季而作、兩不耽擱。孔子這番話到底是來古海州前說的呢？還是其后呢？無從考證。如是之前所言，當他看到淮北鹽煎煮是“使民以時”的，符合了他的思想。他來與魯近鄰的古海州也是為了施禮教化人民、諫言官府。再當他看到古海州鹽魚利豐、富饒美麗、人皆效禮，便心滿意足地離去了。如是之后所言，則他對淮北鹽乃至古海州是有深刻印象了，得出了“使民以時”方可治理一個千乘之國的結論。現今孔望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千年奇山，為國家4A級景區，其龍洞庵、佛教造像、摩崖石刻、宗教類遺址等景點，都是遠晚于孔子登山時間的事了。二是“子路篇第十三”中，孔子學生樊遲請教孔子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菜，孔子認為他心志不高，罵是“小人”。孔子認為他的弟子應當有大志、做大事，擔更大的責任。自古鹽之貢、稅、賦高，鹽在孔子時已經見諸于文字記載，成為古海州重要財源。孔子希望他的弟子要做類似于淮北鹽業大貢獻的事。
康熙與云臺山。云臺山古稱郁州山，周三百里。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遷居民入內地，山劃界外。康熙十六年（1677年）復為內地。四十年后，海退灘淤，漸成陸地。其時，淮北鹽區的板浦、中正兩鹽場北與云臺山僅隔一名為對口溜的渡口，淮北鹽生產工藝已由煎煮開始向泥池灘曬過渡。鹽隨海走，板浦場向北向東推移，為后來的擴建產鹽池灘留下了廣大的空間。淮鹽興盛于明清，也是因為有了類似康熙這樣的“俞旨”在庇護。盡管帝王們為的是獲取鹽的賦稅，但也客觀上有利于淮北鹽的存在與擴展。
陶澍與票鹽法。陶澍（公元1778——1839年）是鴉片戰爭前中國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核心和領袖，林則徐是他的學生。道光十年（1830年）升任兩江總督，第二年兼理鹽政。海運與票鹽是當時改革派引為自豪的兩大改革成果。他看到明清以來，業鹽綱商世代相襲，勾結鹽政官員，壟斷鹽業，竊取國家鹽利。為確保鹽利為國家所用，他首先在淮北鹽區改革鹽法，改引鹽為票鹽，凡照章納稅者皆可領票販鹽以銷，鹽之運輸實行“改道不改捆”，省力、節時、降費。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親履海州，登山周覽鹽區池疃，考慮改革方案和實施計劃，頒令施行。又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再來海州，檢查票鹽法施行進度及結果，再與屬下登山懷古。兩次登山均留有題詠碑記，唱和者眾。陶澍兩來古海州，不光是留下了歌詠古海州及淮北鹽的詩詞，重要的是他推行的票鹽法獲得了成功。生產、販銷各方都很樂意接受。商販眾而場產缺，鼓勵了鹽場生產商修復本已廢棄的鹽池，廣鋪新池。板浦、中正兩場修復、新鋪鹽池總數達四千六百余面。淮北鹽區鹽法改革成功后，于幾年間推廣到淮南進而全國部分鹽區。時為古海州鹽分司運判的童濂撰《淮北票鹽志略》，記述了陶澍行票鹽法之政績。清同治九年（1870年），海州鹽分司許寶書又撰《淮北票鹽續略》，將三十五年前陶澍在淮北行票鹽法過程及效果予以續記。這兩本書是寶貴資料，記述了古海州地區淮北鹽的改革，對研究淮北鹽、全面了解古海州都有所幫助。
孫中山與連云港港口。淮北鹽的運銷以淮陰、西壩與大浦港為集散地。清末，淮南鹽日漸衰敗，原其運銷于湘、鄂、贛、皖四省即揚子四岸的食鹽，均由淮北鹽區供給，即用輪船自古海州灌河出海，入長江轉運。1912年1月，淮北鹽商張福保等人呈請建造海（州）清（江）鐵路，孫中山大總統立即予以批準。鐵路雖沒建成，但足以反映孫中山對淮北鹽的關注和重視。孫中山對古海州的淮北鹽了解，緣自他在1885年4月不到二十歲時，曾到古海州來考察。他在此盤桓了七八天，從淮北鹽的外運外銷出發，結合連云港港口實際，他充分肯定了連云港的戰略地位。其時正是票鹽法大見成效的時期，此前不足二十年的1867年，淮鹽區就在板浦場新開發了開太、程圩、夸圩等九處鹽池。孫中山考察后的二十三年后（1908年），淮北鹽區最大的濟南場七大公司又相繼開發鹽池，使淮北鹽區產量大增。在1919年就有隆昌商號購淮北鹽100萬擔（5萬噸）經連云港港口輸往日本。而日寇在1941——1942年兩年間，就通過連云港港口，將掠奪來的淮北鹽196396噸運往日本本土。新中國成立后，連云港港口經過不斷擴建，綜合功能在不斷健全，吞吐能力在不斷提升，孫中山先生的大港夢一定會在連云港港口實現。
周恩來與淮北鹽。1946年5月——1947年3月，中共派出以周恩來、董必武為首的代表團，住南京長江路上的梅園新村，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受中國救濟總署負責人宋慶齡的委托，美國登陸艇載運3000噸淮北鹽，作為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活動經費。國共和談雖然在國民黨的毫無誠意之下不歡而散，但是淮北鹽對中共代表團的支持卻是功不可沒的，古海州人民、淮北鹽區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必將寫進中國革命史冊。
朱德與猴嘴鹽坨。1963年3月16日，那是個淮鹽區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是淮鹽志書必載的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來連云港視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朱德的專列，在淮北鹽區猴嘴鹽坨內停靠，并接見了淮北鹽場、鹽區工委負責人安岳、匡裕悅。朱德特別地關心淮鹽區是有歷史背景的。一是淮北鹽區自古對國家的貢獻就大，即便在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如此；二是抗戰勝利后，在這里曾經發生國共兩黨爭奪淮鹽的斗爭；三是淮北鹽對中共和平談判代表團的資助是有力的；四是1950年7月，淮北鹽區一萬五千名職工參加保衛世界和平簽名活動，表達了淮北鹽區職工是心懷祖國的；五是1951年6月1日，淮北鹽區發起捐獻“淮北鹽場號”飛機以支持國家抗美援朝，當年9月29日即超額實現；六是1955年，淮北鹽場本年就為國家積累財富多達黃金150萬兩。
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